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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著名社会学家与思想大师，出生于波兰，长年定居英国，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等。（人民视觉/图）

如果你与一位九旬老人交谈，会得到什么回答？想必大多数人不会对此抱有期待。然而这位老人是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流动的现代性》的作者，举世闻名的社会学家、大思想家。

对话者彼得·哈夫纳尽管比鲍曼晚生28年，也是年过六旬的老者。哈夫纳显然深谙提问之道，他是一位老练、博学的记者，对鲍曼的作品如数家珍。他几乎打算问一切，从鲍曼的个人经历，到人类的终极命题，从全球性的迷茫与困境，到互联网时代的矛盾和症候。鲍曼不但没有耄耋之年的迟滞，而且像个接球高手一样，把每个问题都角度刁钻地回击给对手，在空中划出美妙的弧线。

在鲍曼看来，社会学家应该了解现象背后发生的事情，虽然这并不能保证掌控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社会学意味着把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将陌生的东西变得熟悉”，这便是近日出版的《将熟悉变为陌生》（Making the Familiar Unfamiliar）的书名出处。

鲍曼写作的丰产与主题的广博，都令人震惊，他出版了近六十本书，“从亲密关系到全球化，从电视真人秀到大屠杀，从消费主义到赛博空间”，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先知”。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即便在19世纪，当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画家约翰·拉斯金、生物学家达尔文、作家狄更斯都评论过这本经济学著作；而到了今天，《纽约时报》周日版包含的信息，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一辈子消化的信息还多。

这世界上的想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尽管鲍曼不无沮丧地说：“有一点一直没变：我想让世界变得更好。如今我一只脚已经跨入坟墓，而世界却一点儿也没变好。所以我一生的工作毫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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