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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前赤壁赋》卷首苏轼画像。

一、

说到科举史上难度最大的考试，人们往往会想到隋代的秀才科。在明清两代，人们用“秀才”一词，指称经过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生员，也即科举考试最低等级的合格者。但在隋代，“秀才”却是科举的最高科目。据史籍记载，在整个隋代的三十年间，考中秀才者只有十多人。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考试难度极大，令人望而生畏。试看杜正玄的应试经历：

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馀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曹司以选期将尽，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属吏部选期已过，注色令还。（《北史》卷二六）

细读此段文字，令人啼笑皆非。是年，海内仅有杜正玄一人应“秀才”科，而且“试策高第”，可见他才学过人，朝廷自应重视才对。可是主管部门将杜正玄的对策呈交主持朝政的尚书左仆射杨素，后者竟勃然大怒，一眼未看，就将其策掷地，还要追究刺史“妄举”举子的过失，降低刺史的考核等第。“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之语最为可笑，连周公、孔子都不能考中，设置这样的科目意义何在？更荒谬的是，等到“选期将尽”，应其他科目的举子都已铨注结束，杜正玄却还在苦苦等待。主管部门再次向杨素报告，杨素为了刁难杜正玄，竟亲手出题，让后者在不足一天的时间内，写出五篇模拟古人名作的文章。于此可见，隋代的科举根本没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主事权臣妒贤嫉能，出题则随心所欲，一意刁难，难怪科举未为隋朝网罗到什么人才，以至于两代即亡。

隋祚短促，唐承隋制，包括科举在内的各项制度，多为唐朝沿袭，秀才科也是如此。早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便诏令将秀才与明经、俊士、进士诸科，同列为每年举行的常科。其中秀才科对举子的要求是“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逸者”，明显难于明经与进士等科。太宗贞观年间，更规定凡被推荐应秀才科而未得中者，处分其所在州之刺史，于是秀才科遂致无人敢应，渐趋废绝。据《登科记考》记载，唐太宗贞观朝的二十三年中，得中秀才科者仅有二十一人，平均每年不足一人。及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朝廷诏罢秀才科，以后不复设置。所以隋、唐两代的秀才科，只是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倒是杨素所出的难度极大的试题，成为科举史上的著名事例。

苏轼《寒食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资料图/图）

二、

那么，到了科举制度高度成熟的宋代，还有没有此类难度极高的考试呢？有的，那就是北宋的制科。制科也称制举，是相对于进士科等常科而言的，《宋史·选举志二》：“制举无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杰，天子每亲策之。”制科的地位与难度均高于常科，故称“大科”。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富弼“初游场屋，穆伯长谓之曰：进士不足以尽子之才，当以大科名世”。后来富弼果然得中“茂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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