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厂裸辞后，拉拉和丈夫在北京延庆区井庄镇三司村租下一间小院子，远离市区住了两年。（受访者供图/图）

辞去互联网运营总监的工作后，张默做起了木工。他在浙江东阳一间木工学校敲了十个月木头，这件事很枯燥，但一做起来就容易废寝忘食。有一次，他花八九天时间做了一个木马，纯粹只是因为想做。

张默觉得木头很有温度，相较于和人相处，他更享受和物相处的时光，在对木头的锉磨中，他找到让自己安定下来的方式。

(资料图片)

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他曾是一条业务线的运营总监，拿着比同龄人高的薪水，在上海贷款买了房，在安徽老家的亲友眼里，他是成功人士。然而公司复杂的组织架构、林立的派系、漫长的审批流程让他束手束脚，无止尽的加班、两点一线的通勤生活也让他感到疲惫。

那时的上司常常告诫他，人生就是应该拼命向上爬、拼命挣钱。离职后，这位前上司给他打电话，问了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获得快乐？”

很多年轻人正在离开大厂。

脉脉研究院发布的《2023职场迁徙报告》显示，2022年，互联网职位量同比减少50.4%，28.19%职场人跳槽或主动离职，9.42%被裁。

高薪曾经是吸引年轻人涌入大厂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各行业平均工资情况显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年收入为21.3万元，超出第二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6万多元。

然而，当行业泡沫退去，一些年轻人发现，高薪并不意味着高幸福指数，“内卷”、工作生活的不平衡带来的精神消耗等影响着他们的选择。疫情之后，越来越多人开始渴望安稳、在工作的缝隙中找回生活。

离开大厂之后，他们去了哪里？

辞去互联网运营总监的工作后，张默做起了木工。（受访者供图/图）

“这个行业发展很快，不会等你”

疾病让前大厂人拉拉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

拉拉1982年出生，曾就职于百度的职能部门，工作性质接近高层领导的助理。2020年底，她被查出宫颈病变，做了手术。术后恰逢疫情封控，但她发现居家办公的压力更大了，工作时长没有减少，只是省去了通勤时间，相当于一睁眼就在办公，一直到睡觉，同事和领导没有太考虑到她是一个尚需休养的病人。

拉拉同在互联网大厂的丈夫也遭遇了职业瓶颈。换了几个团队后，他意识到互联网行业对35岁以上的人不太友好。和父母沟通后，两人一起裸辞了。拉拉为此放弃了剩下两年的股权激励。

2017年，奶盖经由校招进入一家游戏行业头部大厂做直播运营。那时大厂在毕业生眼中是一片沃土，光鲜、体面，她至今仍然怀念公司包容宽松的气氛：可以穿Lolita上班，染花里胡哨的头发，“没人管你”。

奶盖和男朋友感情稳定，毕业后都进入互联网行业。不久，家里开始催婚，他们考虑未来：加班严重，如果两人都在这个行业，以后可能无暇照顾家庭。公司正常下班时间是晚上7点，但没有人7点走，即使没什么事，大家也会拖到9点以后；有事情做的时候，加班到10点、11点是常事。

让奶盖更为触动的是一位女同事，曾经单枪匹马干到管理层，但当她休完半年产假，再回到原来岗位时，发现她之前的业务已经被瓜分掉，只能做一些边缘工作。奶盖考虑，如果不结婚，也许可以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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