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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视觉中国/图）

一

许倬云先生生于民国，长于台湾，在美国生活研思大半个世纪，晚年在海峡两岸及香港讲学、出书，惠及无数无量世人。许先生学问之广博、关怀之现实、情感之强烈，是其他学者难以相比的。但只要了解许先生的来处，了解许先生的学思历程，我们就明白这是许先生当得的荣耀。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国人几乎没有人想到，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就从那样的穷苦状态跃进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人也少有人清楚，在1930年代，上海的经济就在全球城市中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国人更不知道，中国数千年文化积累，即使到了近代“积贫积弱”，其家底及精神之富丽仍难以想象。

许先生就是这样的精神之子。他的家庭上连晚清、民国，他亲眼见证了抗战，迁台、赴美的读书和工作，又让他受到傅斯年、李济、胡适等人的关照，他享有西方和华人一流学人的研读氛围，交游遍及世界，命运因此把他锻造成为文明社会当仁不让的观察者和头脑。他的出身乃至成长受教育的环境，可以说艰难困苦，但不能说是贫瘠的。当革命、现代化把中国大陆乃至台湾的文化和社会搅得天翻地覆时，许先生有幸成为中国最后一代有世家品质的读书种子。

因此，尽管许先生也感觉寂寞，但他的归属感是明确的。跟包括我在内的当代中国知识人不同，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同，许先生是“明道的、救世的”。基于此点，我们就能知道许先生学问的立足点及其指向，就知道他的文字在今日何以罕见，何以动人。

二

跟知识人中的幸运儿不同，许先生不幸先天有着残疾，不能如常人一样行走，轮椅、病痛伴随终身。为了镇痛，九十岁高龄的他还求助朋友、学生提供有关止痛药的信息。作为一个多年来使用消炎止痛药的人，我对许先生的状态深有同感。从痛苦出发，身体乃至生命要么消极下去，要么把自己锻造成为最为清醒的头脑。是的，对头脑或生命意识来说，“吾之大患在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大概因为身体原因，使得许先生除了专业学术，还保持了对生物医疗，进而对网络等科技前沿的追踪；更重要的，是许先生保持了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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