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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负责人在庐山图书馆前合影，前排左起：王裕凯、章益、欧元怀、王伯群、吴南轩、吴泽霖、蓝春池。 （资料图/图）

到1930年代，民国大学开办过滥的弊端已经凸显。1931年度，专科以上学校中，文、法、商、教育、艺术等文科类学生占70%，实科（编者注：理工科旧称）类仅占30%。1933年，教育部规定限制文法科招生，文科类院系新生和转学生的平均数量不得多于实科，一些办理不善的文法商院系被勒令停办或合并。1934年3月，国民政府批准奖励办学成绩优良而经济困难的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从当年起每年拨款72万元。补助费由各校申请，教育部聘请专家组成审查委员会，考察各校办学与财政状况，兼顾地方教育程度差异，决定具体名单。这项补助要求理工农医等实科应占70%以上，约70%的经费用于扩充设备，30%用于添设特种科目教席，校方须呈报详细支用账目，体现了高等教育改革对于发展实科的偏重。

三所私校从名单中消失

补助费方案公布后，有41所私立学校提出申请，32校最终获得补助，金额从数千至上万元，最高为厦门大学的9万元，给予实科的补助占80.7%。补助的数额，与教育部派员考察的反馈有关。1933年底公布的视察上海五所私立大学——大同、沪江、复旦、光华、大夏和国立暨南大学的报告书，对大同和沪江评价较好，肯定了收支平衡、设备完善、“办学精神极为贯注”等优点，对光华、复旦、大夏则多有批评。如针对复旦，指出连年负债、图书仪器实验设备缺乏、课程编配不够合理等问题，认为大夏的财力不足以支持众多院系，师范专科不应分设四系，商学院办理不佳，且“学生风尚多趋奢侈，女生更见浮华”。除了教会大学沪江的经费充足，教职员均聘为专任，其余几校都是专任教员太少，兼职过多，影响教学质量。这一点最严重的是复旦，兼任教员高达八成，远不符合《大学组织法》兼任教员不得超过全体教员三分之一的规定。其后，1934年的补助费分配，大同和沪江分别得到3.5万和2万元，复旦、光华、大夏各1.5万元。

1934年11月，上海这五所大学的校长联名呈请提高补助金额，认为相较国立大学的经费，国家对私立学校投入太少。1933年度，国立各大学共13173名学生，经费合计13478万元；私立大学学生9465人，仅得72万元，相差悬殊。但这一意见未被采纳，1935年度私立补助费仍为72万元，分给同样的32校。1936年度，72万元总额不变，受助学校增至40所。增加的主要是医专、艺专等小规模专科学校，补助金额均在三五千元，原有学校的金额个别有所调整，整体变动不大。

1937年度，这笔款项改称“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资助对象扩大到省立大学。1937年7月初国府公布的补助名单分两部分，36所私立学校共得72万元，6所省立学校获得14万元。 对比之前的私立40校名单，1936年度增入的无锡国专被新增的福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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