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那碗鸡蛋面

父亲热爱面食，如果条件许可，大概可以每顿都吃。我也喜欢，但热度要低一些，每天可以吃一顿。

有一天下午四点过，父亲提前回家了，从火车站接回伯父。伯父还没有吃午饭，父亲赶紧为他煮鸡蛋面，这是最快能做好的。一斤一把的挂面，下得估计只余二三两，大海碗装得满满当当。伯父吃得很香，后来速度渐渐变缓，最后剩下一点点面条，他有点抱歉地说，实在吃不下了。

(资料图)

父亲随后告诉我，老家吃面，都是汤面，所以不像这么扎实、干涩。莫非他离家太久，忘了这一茬吗？当然不是，他肯定想让自己舟车劳顿的兄长，吃得充足一些。另外，父亲也是伤心、迷乱的，同时不晓得用什么法子安慰兄长。

伯父刚刚丧子。

老家乡下很多人都有雕琢玉器的好手艺，堂兄因此去贵州的一个玉器厂打工，想挣点钱回乡娶亲。厂里丢失了一些玉器，他受到怀疑，不知道如何澄清，自尽身亡。一直不敢细想，堂兄去世前独在异乡，到底有过怎样的遭遇？肯定是绝望和忧愤的。

半年前见过堂兄一面，他转车去贵州时曾经来过家里。堂兄的样貌从此定格在1970年代前期，一个26岁的青年，瘦高，俊秀，略微带点拘束。

伯父第二天就启程去贵州了。他当时50多岁，老来陡然丧子的痛楚，难以言喻。只记得他一直泛红的眼睛，忧戚的面容，还有那碗吃不完的面条。

面条与悲哀如此紧密地粘连，那是我记忆中独有的一次。幸好，只有这一次。

京城：炸酱面

1980年代，跟随几位科研人员去北京一家工厂，采访他们的研究成果在那边的实施情况。食宿都在工厂的招待所，傍晚去食堂打饭时，远远看见有个窗口上方的黑板上写着炸酱面，它曾被很多名家的文字渲染，向往已久，有点雀跃地奔了过去。

师傅从一个白铁皮桶里，捞出半碗面条。我感觉略微有点少，还来不及说话，他已从身前的搪瓷钵里舀了一小勺酱黑色的东西，放在面上，递出窗口。这样就好了？我端着满脑袋问号，走向餐桌。

面条温吞吞的，好在还不冷。因为过水没有及时捞出，有过度浸泡后的一塌糊涂。那一小坨差点炸糊的面酱，直径不足一寸，威力却很惊人，拌在面里齁咸，除此没有任何其他味道。刚才唯恐面条不足，此时却只嫌其多。

梁实秋先生的《面条》一文，回忆北京的炸酱面、打卤面与长沙天心阁的鸡丝面等，写得眉飞色舞。他说北平人没有不爱吃炸酱面的，自己从小吃炸酱面长大。“面一定是自抻的……用切面吃炸酱面，没听说过。四色面码，一样也少不得，掐菜、黄瓜丝、萝卜缨、芹菜末。二荤铺里所谓‘小碗干炸儿’，并不佳，酱太多肉太少。我们家里曾得高人指点，酱炸到八成之后加茄子丁，或是最后加切成块的摊鸡蛋，其妙处在于尽量在面上浇酱而不虞太咸。”最神奇的是，梁先生的妹妹小时候患伤寒，气若游丝，医生回天无力，最后竟然靠一小碗炸酱面起死回生。唐鲁孙先生的《请您试一试新法炸酱面》，则介绍了他家的创新做法，小金钩鸡蛋炸酱、关东卤虾炸酱等。

老北京炸酱面（视觉中国/图）

手边这碗炸酱面，跟此前掌握的所有背景资料，风马牛不相及，可见那位白案师傅多么浮皮潦草。后来，吃过几次面码充足的炸酱面，印象反而模糊，牢记的居然是最粗陋难吃的这碗。

前几年读到金易、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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