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 （Jean-Pierre Cousin/图）

王兵将10年时间投入到纪录片《青春》中。他的摄影机如流水一样向前，自然地记录了长三角工厂里年轻工人们的青春：在繁杂的工作和恋爱冲动之间来回奔跑。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2023年，《青春》的第一部分《春》入围第7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提名金棕榈奖和金眼睛奖。这是今年唯一入围戛纳主竞赛的华语片，也是时隔15年后戛纳主竞赛再次出现纪录片提名。

王兵是当今最蜚声国际的中国纪录片导演，多次荣膺重要的电影奖项。但他也被认为是纯粹意义上的、手工作坊式的独立电影人，无法成为任何群体的代表。

“王兵的一系列作品构建了一部底层社会普通中国人的样本库。跟那种拿着巨额资金，挥斥方遒、神气活现，动辄‘大制作’‘大手笔’的‘大导演’不一样，王兵就是一位质朴低调的影像作者，如同种菜养鸡一样打点着他的日常创作。说句扫兴的话，他在戛纳获奖与否，跟通常说的‘中国电影’、‘中国纪录片’其实没啥关系。”纪录片导演周浩转述纪录片导演黎小锋的评论道。

王兵的电影生涯始于中国东北。二十多年前，在沈阳一个大型工业区，他拍摄了《铁西区》三部曲，讲述了传统工业区的衰落与个体命运的摇摆。自那时起，王兵就确立了自己与拍摄对象同在、去中心化的影像风格。此后他在大西北拍摄了《夹边沟》，在西南边陲拍摄了《三姐妹》等。2014年，王兵去往长三角，与几个年轻人一起坐火车从云南来到浙江湖州。年轻人们建议他去织里镇看看，那是童装行业的制衣中心，紧邻上海。

2012《三姊妹》 （王兵/图）

王兵了解到，逾八成的国内童装都来自织里镇，那里至少有两万个小型童装厂。从诗人朋友牵线工坊经理开始，他认识的当地人越来越多，很快就能自由进出工坊和宿舍。“不是每个人都会欢迎我，但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几个允许我拍摄的地方。”他说，“没有人阻拦我或者问我在做什么。”

在织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是最好的熟练工、壮劳力。缝纫机前的年轻人，因为动作太快，以至于面容和肢体在镜头里都显得有些变形。年轻人从早8点工作到晚上11点，中午和下午各有一小时吃饭休息。最年轻的人会在夜晚去网吧，即使次日要早起。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想谈恋爱，他们调情、试探、玩闹，然后结成恋人。

多数工人没有一天完整的休息，最多只是某天下午5点提前打卡下班。织里工坊按件取酬，但所有人只有半年后结账时才知道自己能拿到多少钱——私人企业主根据市场价格变动来支付报酬。《春》的后半段正是关于工人们怎么同老板争取更多的收入，比如每件多给一分钱。

“电影的本源对我来说，就是记录。就是不停歇地用摄影机记录。”王兵说。2015年，他决定以织里镇为焦点向外扩散，跟随年轻人们回到家乡，沿长江上行两千多公里，拍下他们的生活细节。

起初，王兵没有考虑拍摄周期和成片时间，预算资金大概能支持他拍摄6个月。但最终他在那儿待了5年，积累了2600小时的素材，他自己拍摄了其中大约60%，另外五个摄影师则是谁有空谁来拍——这个项目太过漫长且清贫。“我们中止拍摄的原因是我们的预算用完了，”王兵说，“拍片就是要靠钱支撑，别人跟我去了，吃饭没钱，住宿没钱，也给不了别人工资，你说这多尴尬。”

《青春》分成《春》《苦》《归》三部分，总时长约9个半小时。在叙事结构上，王兵构建了多个20分钟的故事段落，明快简洁。影片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角，但每个段落都是完整的个体故事。王兵以碎片化、去中心化的结构，试图在电影里寻找一种开放性和公平性：显示不同的人在一个电影中的自由性和平等性。

“我在拍摄《铁西区》前对自己就要求很严格，我希望从电影最原始的语言上做调整。经过这20年，我觉得我做到了，彻底摆脱了中国电影框架原有的约束。从影像上，我采取了‘直接影像’的语言，摄影的本性应该是直接性。”王兵在戛纳接受采访时说，“这个故事就是服务于我拍摄的这个人，这个群体。我只是想忠实地、自然地在电影里建立起这些人的生活。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目的。”

6月初，戛纳国际电影节闭幕一周后，《春》的盗版资源悄然流传于网络。王兵并不恼火。他只可惜国内观众都是通过小屏幕（即盗版）观看自己的作品，这使得他作品的真实感、节奏感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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