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1日，沈阳，高考填报志愿招生会吉林大学摊位。（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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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详见《没有哪个专业一直冷门：来自三所高校的观察》

最早实行“自由转专业”政策的中国农业大学曾遇到一次危机。由于不准设置转出门槛，2013年前后，畜牧专业转出接近40%的学生。学生人数与经费、课时牢牢绑定，老师们坐不住了，认为政策制定“是有问题的”。

从数量上看，学校的管理者是在维护极少数学生的权益。自2011年中国农大实行“自由转专业”政策以来，每年转专业的学生大概在300人左右。相较于全校1.4万名本科生而言，人数少得可怜。

为什么要费力维护极少数人的权益？

鲜为人知的是，转专业并不是一项探索，而是某种回溯。

20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刚刚诞生之时，转专业乃至转校都属司空见惯。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曾转到生物系就读，最终又在西语系顺利毕业。但1952年后，专业变成一个刚性存在，一定范围内的转换专业直到1990年代才有所松动。

转专业政策不仅是给学生带来二次选择，也是在专业和专业之间寻找一种柔性的尺度。但打破刚性并不容易。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在与学院的负责人开会时，常说的一句话是：“请各位稍微从领导的椅子上站起来一下，想想人才培养怎么做。如果是你的孩子，你希望有什么样的政策。”

私下，很多教授认为专业区隔对培养通识人才阻碍很大，但在公开场合，他们依旧要维护专业威严的高墙。

不断有学校尝试放宽转专业限制。2023年5月下旬，在一场面向优秀生源基地中学校长的活动中，吉林大学宣布“所有专业之间可以随意互转”。但也有不少学校对转专业提出更严苛的限制。某所高校曾试图将过去几年的转专业实践拿去申报教育成果奖，但颗粒无收。该校一位校领导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困惑：“要放还是收，教育界似乎没有共识。”

与之相对应的是，距离教育部发文同意转专业已18年，这项政策本身早已深入人心，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互换”仍鲜有高校实现。

第二次选择

不是第二次，是十二次。

2023年5月21日，在那场面向190多位全国重点高中负责人的活动上，吉林大学宣布将全面放开转专业限制，每人有12次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据吉大教务处公众号发布的数据，新政之下，2023年该校共有1018名学生成功转专业。

“只要你选择了吉林大学的一个专业，就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专业。”该校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庆丰说。

这是十多年来中国高校放松转专业限制的缩影。自2011年中国农业大学实行自由转专业政策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等众多高校纷纷宣布专业转出无门槛。换言之，申请转出本专业时不设条件。

其中不乏更特立独行的高校，浙江工商大学甚至允许新生报到时互换专业。在一则2016年的报道中，就有四十余位同学，在自愿互换、父母知情、报双方学院和教务处审批同意的情况下，互相换了专业。

拥有第二次机会来之不易，但支撑学生们再次选择的动机却不尽相同。

有的学生愿意不断迎接更加激烈的挑战。中国农大2011级学生刘竹君来自四川绵阳，从小到大她在班里一直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进入电气信息类专业后，这位喜欢竞争的女生在大学物理面前感受到挫败，“不管是看书还是上课，我都听不太懂在讲什么，很难受”。选择转入金融学并没有一个看似理性的理由，而是“转入经管学院的人最多，金融学看上去是竞争最激烈的”。

面试时，经管学院的老师问刘竹君，你说你学得很痛苦，但看成绩还挺不错的。刘竹君回答，“不喜欢（原专业），但我也强迫自己考出一个不错的分。”

加入一场竞争激烈的游戏需要规划和准备，成绩、绩点，甚至早至入校前就要作出计划。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刘霄在调研某双一流大学时，一位学生告诉他，自己高考时之所以要报考商学院，是因为这儿的学生转出时更具优势。为了争取到更强的竞争力，这名学生应聘为想转入的A学院的学生助理，并去旁听A学院的课程。

刘霄一直没能理解这位学生为何要从商学院转到A学院，在他眼中，两个以经济学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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