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黎明和夫人在当年旅行团走过的路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卫毅/图）

长沙的去留

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正在播放，其中一集，闻一多在山洞里给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唱起了《桑塔露琪亚》。我想到了闻黎明，他讲过这首意大利那不勒斯民歌，他是这部电视剧的学术顾问。闻黎明是闻一多的长孙，他父亲闻立雕是闻一多的次子。闻黎明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供职于中国社科院，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

两年多以前，在长沙西湖楼，剁椒鱼头和红烧肉让人在味觉上连接了历史与现实。闻黎明则在视觉上连接了历史与现实。他长得太像闻一多了。我坐在餐桌上，在头脑里给他贴上了大胡子和蓬乱的头发。餐桌上坐着各地到来的朋友，我们在长沙聚集，要朝西南方向去往昆明。这是当年长沙临时大学师生湘黔滇旅行团要走的路线。长沙临时大学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组成，到达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刚好看过陈为军导演的纪录片《世界上最大的中餐馆》，拍的正是长沙西湖楼。纪录片的结尾是西湖楼的老板在KTV包间里翩翩起舞，背景音乐是《忘了我是谁》。这首歌的词作者是李敖。

由李敖，我想到姚从吾，姚从吾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时候，发现本系学生李敖不简单，给了许多帮助，李敖的毕业论文也由他指导。姚从吾曾担任西南联大历史系系主任。何兆武在《上学记》里说自己在西南联大上学时不喜欢听姚从吾的课。“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那时何兆武更喜欢历史系教授郑天挺。“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

郑天挺的西南联大日记被视为研究西南联大的重要史料。他在1938年的第一篇日记里写道：“午偕蒋孟邻师夫妇、章矛尘、王文伯徵至挹爽楼午饭。下午偕矛尘、文伯，度江游岳麓山。乘肩舆，登山崖，径幽曲，林木丛翳。经爱晚亭、麓山寺、张墓、古佛崖，至白鹤泉小憩，饮泉水。”这大致也是我们一行人在长沙用餐后的一段行程，只不过，在从岳麓山下来的路上，我们不是“饮泉水”，而是喝的“茶颜悦色”。

长沙总能让人想到吃，这是一座吃的气息浓郁的城市。我上次来长沙是采访中南大学教授易彬，他当时任教于长沙理工大学。他写了《穆旦评传》，这是目前最详尽的关于穆旦的评传。彼时，他刚从荷兰访学回来，跟学生在餐厅里聚餐。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的穆旦，描写过当时师生的生活状况，跟今天不能同日而语。“这一时期教授少，书籍仪器等几乎没有，个人生活也大都无办法，有的同学甚至每日吃一角钱的番薯度日。然而大家却一致地焦虑着时局。校中有时事座谈会、讲演会等，每次都有人满之患。”

在长沙圣经学校旧址，也是长沙临时大学旧址之一，闻黎明跟讲解员讨论起了师生们住宿的具体位置。讲解员说，“长沙原本就是终点，没想到继续往昆明迁。”“11月1号开学。”闻黎明说这话的时候，是2020年10月30日。距西迁那一年已经过去82年。“1938年的2月29号就正式往昆明走了。”讲解员说。“29号是步行团出发的时间。”闻黎明认为这样说更准确。因为长沙临时大学西迁云南有三条路线，经由桂林和广州取道越南去往云南的另外两条路线上的师生更早出发，但他们不是用步行的方式。

2023年出版的闻黎明所著《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1937~1946）》提到了当年昆明最初也不是长沙临时大学西迁的唯一选择。“关于搬迁的地点，广西当局曾表示欢迎临大到桂林或其他城市，但经济系教授秦瓒则主张迁往昆明，认为云南地处大后方，加之群山叠嶂，日军更难以进犯。再说，昆明有滇越、滇缅两条国际铁路，无论是搬迁还是今后对外联络，都比较方便。”

“当搬迁目标锁定在远离战争威胁的春城时，教育部却提出了质疑。刚刚出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对前来说项的联大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说，蒋介石担心影响士气，不愿大学迁来迁去。蒋介石的这个态度，与其说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