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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在贻先生（1939-1989）遗照。（张涌泉供图/图）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奇妙的。有的人经常在一起倒没有几句话，而有的人则一见面就觉得十分投缘，无话不谈。我与郭在贻先生的交往就属于后者。

齐鲁文化与《说文》根底

我与在贻先生的首次见面是在1979年9月的“楚辞班”上。其时姜亮夫先生每周四上午要给我们上一次大课，而作为姜先生助手的郭在贻有时也会来听。他可能听出我说话有山东口音，就在课间休息时来问我是山东哪个县的，我告诉他是诸城县，他连忙说：“知道，知道。诸城出的名人可多了。”旋即又告诉我他是邹平的，就是当年梁漱溟搞新农村实验的那个县。这样，我们就算认识了。

过了不久，姜先生因遭劫贼袭击，受伤住院，“楚辞班”暂停，我们都回原单位。待到第二年4月，始重返杭大。

记得是1980年6月9日的晚上，我刚吃过晚饭，在贻就到我住的宿舍（8舍338室）来了。我递给他一把蒲扇，又给他泡了一杯茶，我们便聊了起来。他先是说我们山东是个好地方，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而且民风淳厚，难怪当年汉武帝要说“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了。接着便谈起山东乡邦的文化人物，尤偏重于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我虽对此话题也有兴趣，偶尔也会插几句，但基本上是听他讲。他说，清代山东一带的朴学气氛是十分浓厚的，除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外，研究《说文》的“四大家”，山东便占了两家，即安丘的王筠与曲阜的桂馥。两位先贤的大名我是早就知道的。桂馥的隶书与伊秉绶齐名，我很喜欢。王筠与历史学家赵俪生同为安丘景芝镇人，也常听赵先生说些王筠的故事。但他们两位关于《说文》的著作，我还真没有认真读过。于是在贻便向我介绍起两家的著作来。他说王箓友（筠）的《说文释例》虽也沿用“六书”，但已从《说文》中总结出若干条公例，如“形声兼会意”“形声兼假借”等，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在分析文字构成方面成就最高，可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之不足。因此，要了解每个字是如何构成的，可读王氏的《释例》。王氏稍后出的《说文句读》便是以《释例》的标准来具体解释每个字的构成，极便于初学者。桂未谷（馥）的《说文义证》则是将《说文》中每个字在古书中的意义及用法都罗列出来，其对广泛了解字义很有帮助。王书的重形、桂书的重义，朱书（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的重音，再加上这门学问的“老祖宗《段注》”（梁启超语），便是清代《说文》的“四大家”，也是研究《说文》最基本的文献。他说他已将《说文》读过三遍，是以《段注》为主，并参考了其他三家。还说《段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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