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 Nade/图）

略带粉色的瘟疫小说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认为世界上已经有三本足够优秀的瘟疫小说了，它们依次是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亚历山德罗·曼佐尼的《约婚夫妇》和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它们的共同点之一在于，作家从未经历瘟疫或流行病，却都写出了伟大的瘟疫小说。帕慕克想，我是不是可以成为第四个？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为此他40年前早早动身。1983年，31岁的帕慕克在第二部小说《寂静的房子》里构思了一条支线，历史学副教授法鲁克郁郁不得志，沉迷酒精。夏日重访祖母，他顺道去县档案馆查找关于瘟疫的历史资料，找到的却是一些琐碎的生活记录、邻里纠纷、诉讼、贸易、土地税务。法鲁克开始思考历史与小说的关联，一次午后散步时妹妹问他要去哪里，他脱口而出：“瘟疫之夜和天堂之昼。”紧接着，1985年，帕慕克在第三部小说《白色城堡》中花小篇幅再提瘟疫，并且让来自威尼斯的学者“我”和土耳其占星师霍加——两位主角隐喻了东西方文明，他们外表酷似，最后甚至互换身份——共同抵御了它。

这两本小说前者被翻译成法文在欧洲出版，后者则获得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为帕慕克赢得了国际声誉。在长期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中，他被视为一颗东方的新星。

2016年，距帕慕克获诺贝尔文学奖已过去10年，64岁的他开始了第三次尝试。在名为《瘟疫之夜》的新小说里，帕慕克采用女性视角，事无巨细、略带诙谐地描述了一场1901年发生在奥斯曼帝国小岛上的腺鼠疫，瘟疫中的小岛逐渐与外界切断联系，在混乱中诞生了一个新兴民族国家。

他漫长的五年写作进行到第四年时，世界忽然进入新冠大流行时期。帕慕克在写一本关于瘟疫的书——这件事原本被朋友们取笑为过时和无人问津，“现在谁会去看一本关于鼠疫的小说啊。”朋友们说——一下子变成了热门新闻，尤其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瘟疫小说”教会了我们什么？》的帕慕克新随笔后，全世界都知道了，一位诺奖作家正在写一本与全世界灾难有关的小说。

大家都说他很幸运，“是的，也不是。”2023年4月中旬的视频采访中帕慕克对我说。他的一头棕发已经花白，但仍然反应敏捷，谈兴甚浓。伊斯坦布尔阳光很好，因此向光的镜头里产生一大片光晕，光晕之外，就是满墙满桌的书、笔记本、档案袋。

40年来关于瘟疫的思考、为写小说所阅读的退休奥斯曼帝国总督回忆录、殖民时期孟买和上海的英国医生报告都变得恰逢其时，他的邮箱里躺满了出版商发来的邮件，催促他赶快完成手头的小说。可是这多少显得投机了不是吗？以及，“作为一个从未经历过瘟疫的作家创造一本伟大的瘟疫小说”这件事不就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了吗？

2020年，帕慕克把正在写作的小说推翻了80%。96岁的姑妈染疫离世后，他意识到自己也68岁了，处在一种神秘病毒的威胁之下，瘟疫带给他的恐惧，他将带给笔下每一个人；同时他删掉了很多经过研究才写出来的隔离、封控段落，因为读小说的人都会知道它们是怎么回事。

最终，他希望小说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进行：我们既在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尾声，又在充满不确定的21世纪；既漂浮在东地中海小岛，又定居在世界各地。

写到这个年纪，帕慕克一边不得不面对衰退的记忆力和精力——他发现自己写的已经跟不上自己想的了，一边仍每天待在公寓里写他的长篇小说。他热衷写大部头，《杰夫代特先生》近700页，《我的名字叫红》500页，《纯真博物馆》近600页，《我脑袋里的怪东西》500余页，《瘟疫之夜》600页，四十多年来坐在书桌前，充满野心地、书写狂般地每天写上十多个小时。

不仅写，还要画。22岁以前帕慕克想成为画家，为了写作中断30年，又偶然重拾。结果这回越画越多，形成了一张《瘟疫之夜》中虚构的岛屿明格尔岛的真实地图，岛屿所处的位置、形状、城市片区一一罗列其上。众多人物轮番登场，又匆匆离开，唯独岛屿越发清晰可见。

读者、评论家们很早就发现了帕慕克小说中的奥秘：城市是真正的主角，以前是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这次是明格尔岛。用作中译本封面的岛屿局部图还描绘了晚霞、大理石民居、轮船和火焰，整个画面笼罩在一片粉红中。

“为什么明格尔岛是粉色的呢？”

“也没有那么粉色，应该说是略带粉色的。”帕慕克笑，“我希望我的故事——非常现实、戏剧性的，充满了死亡、威权主义、政治、酷刑、监狱、禁闭，非常残酷的世界——带点童话色彩，一点点甜蜜。”

他不是想写一本让人害怕的小说，而是不知何故想创造一个甜蜜的天堂般的岛屿，让人想要永远生活在那里。

2021年，《瘟疫之夜》问世，很快被翻译成36种语言。

《纽约客》刊登了评论家詹姆斯·伍德的文章，称赞帕慕克对虚构岛屿的痴迷使它像记忆宫殿一样闪闪发光，其效果令人眩晕，既有飘忽的后现代感，又有坚实的现实主义效果。“整部小说给人一种轻微的陶醉感。”詹姆斯·伍德写道。但也有评论家批评帕慕克的女性视角不过是种摆设，或者像小说家孔亚雷那样直言：如果不是帕慕克，谁会听你啰啰嗦嗦讲这些。

2022年底，在北京，译者宗笑飞感染新冠，也是那时候她开始阅读《瘟疫之夜》。好几次她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共鸣而情绪激动。这种共鸣有时候是悲伤，更多时候是发现，原来人类在面对瘟疫时的感受、处理难题的方式甚至最后接受灾难的过程都是相似的。

我们是相似的。如果不是相信这个，帕慕克就不会成为一个小说家。

“别担心，我不会进监狱的”

不过你们知道的，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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