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启博  

1984年末我到纽约读书，然后接眷，就业，至今已20年。和美国的小城与乡村比较，纽约显得拥挤，吵闹，脏乱，人情冷漠甚至治安不靖，但同时又富于历史文化气息和充满活力。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塔，和联合国大厦与自由神象并列纽约地标，为观光者所必到。  

世界贸易中心原为政府房产，由纽约和新泽西政府港务局所有，邻华尔街金融区，是含几座建筑物的一个小区。世贸中心1号和2号，即广为人知的北塔和南塔，是两座110层的办公楼，于1970和1972年峻工，面积各为4,761,416平方英尺，楼顶随风摆幅为10英尺，楼内办公室容纳5万人上班，登楼顶看纽约市容的游客每年达两百万人。4号和5号是两座9层办公楼。此外还有商业零售设施和6个地下室，分成B1到B6共6层。连接纽约和邻近的新泽西州的火车 PATH和纽约市地铁在这里有站，每天过往乘客15万人。  
   
1990 年代以来，世界恐怖组织针对西欧和美国的活动逐步升级，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和美国东岸最大都市，理所当然地成为首选目标。1993年初，恐怖组织初试锋芒，在世贸中心地下室引爆炸药，造成伤亡和破坏。北塔和南塔因此分别关闭6周和4周，经济损失估计为3亿3千万美元，保险公司出巨款理赔。纽约市人心惶惶了几个月后才恢复正常。政府的情报治安部门调查之后捕获数名嫌犯，在离世贸中心半（英）里之遥，紧邻唐人街的联邦法院审理定罪。

联邦法院区从此保安大幅度升级，遍设路障及持枪警卫成为永久性措施。联邦法院警员(U.S. Marshal)用直升飞机押解一个重要人犯从法院回监狱时，飞经世界贸易中心，这个恐怖分子凭窗凝视双塔良久。警员看他心有不甘的样子，故意调侃说“这两个塔不还好好地站在那儿嘛？”，他回答“我们如果经费再充足些，它们就不会再站在那里了！”   

恐怖组织放话说“这次我们只想给一个警告，不想伤人，所以避开了停车场人流高峰时间。下一次就不客气了。”全世界仇视美国的组织形形色色，美国情报治安机构收到的恐吓和警报虚虚实实，多如牛毛，这项声明显然没能引起美国朝野的特殊重视。911以后美国总统任命的911调查委员会从2001年起花了近3年调查有关劫持民航机撞世界贸易中心的情报为什么被忽略，报告预计2004年7月完成。联邦调查局纽约站的一位爱尔兰裔探员约翰奥尼尔 (John O’Neal)，追踪研究宾拉登的埃尔凯达组织多年，认定他们将重创美国利益，大声疾呼重视这一威胁，未获上级注意。克林顿任内美国军舰寇尔号（USS Cole)在南也门被炸，他判断是埃尔凯达所为，屡次请缨后获准率队前往调查。他与当地警方合作调查，殚精竭虑，获得埃尔凯达准备攻击美国的重要线索，也引起当地政府中亲宾拉登势力的反感。美国驻南也门大使认为保持友好关系高于情报和反恐，将他提前赶回美国，禁止他再去南也门。他获取准确情报的努力功亏一篑，但已知线索使他坚信埃尔凯达对美国本土下一次攻击已迫在眉睫，而且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可能是目标之一。爱尔兰人在美国各族裔中以固执己见著称，他回纽约之后继续在设于世界贸中心的办公室里分析敌情，向有关政府机关呼吁早作准备，但是他的警告还没“上达天听”，埃尔凯达就动了手，”出师未捷身先死“，他成了世界贸易中心近3000名牺牲者之一。  

相对于政府官僚机构的迟钝，许多租用世界贸易中心的私营公司却敏锐地感到恐怖组织不会善罢甘休，也看到了双塔应急疏散能力不足的隐患，纷纷迁离。1993年后世界贸易中心空置率居高不下，政府出租收入剧减，被迫降价招徕，许多过去被高租金拒之门外的小公司也得以进驻，不少华人公司就是这时在世界贸易中心设立了办公室的。911当天，华裔的表现象其他族裔一样良莠具见。一方面，青年曾哲路经现场，奋勇救人而牺牲，市政府于2004年将唐人街哥伦布公园旁一段街道以他命名，作为表彰。另一方面，设于塔楼高层一间华人公司的经理，带伤携沉重钱箱下楼，从地面跑上来救援的两个警员劝他丢下钱箱，那么一个警员就可送他下楼，腾出另一警员救助其他伤员。他坚不放弃钱箱，两个警员不得不为他一人下楼一次。华人视钱如命的口碑又多一实例。  

2001 年纽约州和纽约市政府决定实施酝酿已久的世界贸易中心房产私有化方案。州长伯德基（Pataki）表示这是他一贯支持的政策。政府港务局作为房东以99年租约向社会招租。纽约风头最健的地产巨子是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但是行事低调的犹太人地产大亨莱瑞希尔维斯坦 (Larry Silverstein)却出人意外地中了标。世界贸易中心房产大部分是办公楼，小部分是零售商业设施和餐馆。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 (Silverstein Properties)专以建筑和出租办公楼营利，总部在澳大利亚的西地公司(Westfield Corp)则以在世界主要城市经营零售中心(Shopping Mall)见长。双方合伙承租，由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代表两个公司与有关各方交涉。世界贸易中心租金达1.2亿元，超过两个公司的支付能力，于是他们向银行贷款，通用汽车公司下属的财务公司(General Motor Acceptance Corp,简称 GMAC)是贷款银行，同意贷给他们5.5亿元。涉及世界贸易中心的各方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政府港务局作为房东，需要租客按时交租，并且在世界贸易中心损坏时拿得出足够资金作维修，因此要求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先办妥足够的保险之后再签租约。通用汽车财务公司贷给希尔维斯坦房产公司巨款，需要不论世界贸易中心出什麽事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都能按时偿还，所以也要求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购买足够保险；鉴于保险公司按经营好坏和赔偿能力分级，还对保险公司级别作了苛刻规定，如果希尔维斯坦房产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级别不够，将得不到贷款，当然也就租不成世界贸易中心。希尔维斯坦房产公司是政府港务局的房客，但又作为二房东把世界贸易中心租给自己的房客，也就是许多需要办公室和店面的政府和私营机构。希尔维斯坦全靠从他的租客收取租金之后才有钱向政府港务局交租金，向通用汽车财务公司偿还贷款和获取自己的利润。如果世界贸易中心损坏，他的租客不再交租，他需要有保险公司赔偿他的租金收入。

商业金融活动环环相扣，每两个相邻环节之间都有合同详细规定运作方式，一环毁约就全盘瘫痪。希尔维斯坦切望能控制世界贸易中心，以获得丰厚盈利并在地产界声誉鹊起。2001年春天，他指派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的风险经理罗伯特斯揣肯(Robert Strachan)负责购买能满足房东，贷款银行和自己安全需要的保险。由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牵头的被保人还包括政府港务局，西地公司和作为贷款银行的通用汽车财务公司。

贷款银行除了要收回本利之外，还想借参与世界贸易中心租赁项目而提高的知名度发行债卷另赚一笔。美国和欧洲休假高峰是从7月底到8月底，重要事项如果7月中还办不成，就要等到9月。因此办理贷款银行的债卷和世界贸易中心保险的时间紧迫，而保险问题是各方交易成败的先决条件，希尔维斯坦限令7月上旬办完保险。斯揣肯已经从事地产保险多年，须发皆白，是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资深经理人员，预定作完世界贸易中心项目就退休。

世界贸易中心含双塔和几座较小建筑，过去政府港务局为这一组建筑购买了最高赔偿额为15亿元的保险，因此对1993年汽车炸弹攻击造成的3.3亿元损失应付裕如。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考虑到全球恐怖活动升级，把最高赔偿额提高到35.5亿元。世界大保险公司中没有任何一家有足够资金单独承保，因此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需要向多家保险公司同时投保，才可能凑足35.5亿元。  

保险业的理念是“分散风险”。一千年前，中国的民俗故事就讲到，农民携几只家畜渡河，把家畜分开放在不同的渡船上。三百年前，现代保险业肇源于资本主义开始萌发的英国。商贾以原始的货船远渡重洋，拓展海外贸易。走运就安全回家大赚一笔，倒霉则葬身鱼腹血本无归。船主们成立了类似互助会的组织，出海前每人交一笔份子钱，凑成一笔基金，专人保管。等于每个人的财产分散到了所有其他人的船上。失事不归的从这笔基金得到补偿，俾家小不知冻饿，安全返回的当然就永远拿不回自己的那一份钱。保管人意识到如果份子钱收得够多而沉船次数够少，自己就有利可图。于是开始游说更多的船主加盟，用那时通用的鹅毛笔和羊皮纸写下合同，保险业就此应运而生。洛伊德保险公司，又译劳埃德(Lloyd Ltd)，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保险公司。现在它的业务重点已经从海洋扩展到了陆地，业务部门分成了海事和非海事。它的非海事业务部参加世界贸易中心保险，所用的图章仍然有一支铁锚图案。随着经济发展，保险涉及的金额大增，保险成为市场经济中一个盈利丰厚的部门，保险从业员成为高收入专业阶层。合同条款和*作也更复杂。记载保险公司和投保客户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所谓保单(policy)从当初的一张羊皮纸变成了一本大书，外加被保地产的风险评估和工程师检查报告等辅助文件，动辄成百上千页。保险合约条款必须清楚严谨，含糊一字可能损失万元。保险公司职能部门除拟定保单的投保受理部，负责赔偿的理赔部，还设立措辞部(wording department)，专门斟酌合同保单的行文。保险公司发现自己承担的风险太大，需要有人保自己，于是出现了给保险公司保险的再保险公司(reinsurance)，还产生了保险中介 (insurance broker)，撮合保险公司和投保客户以赚取佣金。  
   
保险公司赚取的保费和承担风险成正比，一些公司愿意冒大风险赚高额保费，另一些则宁肯少赚也要限制风险。因此分层保险的安排在高额保险项目中广为流行。例如世界贸易中心的35.5亿元保险额，分为10层。各保险公司根据自己经营方针决定参加哪层，金额多少。第一层(primary layer)金额达千万。每次事故灾害损失额在此数之内，悉由第一层的公司承担，超过此数，进入第2层，参加第2层的公司才加入赔偿。以世界贸易中心的规模，涉及建筑，车辆，设备和人身的事故几乎无月无之，但损失额多不高于百万，因此参加第一层的保险公司风险最大，收取保费也最高。由于大灾害发生几率低于小事故是常规，层级越高需要理赔的几率越小，因此收取保费也越低。  

  
来源：保险站_考试大

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雇用著名保险公司维利斯(Willis Group Holdings Ltd)充当保险中介，要在2001年7月之前的几个月内拉来足够的保险公司填满10层，凑足35.5亿元。维利斯派出付总裁提姆伯伊德(Tim Boyd)负责此事。此人年逾50，惯穿高档西装，头发和唇上胡须修理精致，看去精明干练。但实际上学历平平，保险业经验也有限，应付世界贸易中心这种高额多层级项目就力不从心。他动用了维利斯在全球的资源，包括维利斯负责欧洲业务的伦敦分部，和与维利斯合作多年的几个美国和欧洲的保险中介公司，与世界20几个有实力的保险公司接洽。保险交易的中心文件是保单，保单的重要部分是所谓表格(form)，其中列出保险交易中的重要名词术语的定义。如果一个保险公司和一个投保客户交易，该保险公司提出自己编制的表格或自己认可的其他组织的表格请投保客户审阅，双方讨价还价，修改出双方都接受的版本。因为是20几个保险公司和代表投保客户的维利斯交易，维利斯就提出自己的维利斯表格，全名是维利斯地产表格2000年版(英文名WilProp2000),作为和每个保险公司讨价还价的起点。20多个保险公司保同一个房产，使用同一表格和同样条款能简化管理，避免扯皮。对复杂的大保险项目，从保险公司签订承担风险的意向书到双方接受保单最后版本，中间常有数月到一年的过渡期用于细节谈判。如果在过渡期中发生灾害损失，保单最后版本尚未产生，通常按已签字的意向书和其中所附表格的规定赔偿。由于灾害发生时双方仍在就条款和定义细节讨价还价，条款和定义中尚未确定的灰色地带有时难免引起争议。  


欧美保险市场上保险合同常常是一年为期，起于7月1日，止于次年6月30日。每年6月底7月初是保险公司忙于续约的时候。维利斯和各个保险中介经办人员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和登门访问的方式，接触了美国和欧洲的20多个知名保险公司，其中有   

瑞士再保险国际商业保险公司(Swiss R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surance Company)   
伦敦洛依德保险联合公司(Lloyd’s Syndicates，London)含4个分公司。   
QBE国际保险有限公司(QBE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Ltd.)   
哥本哈根再保险公司(Copenhagen Reinsurance Company)   
联邦保险公司(Federal Insurance Company)   
莱克辛敦保险公司(Lexington Insurance Company)   
瓦绍雇主保险公司(Employers Insurance Company of Wausau)   
苏黎士美国保险公司(Zurich American Insurance Company)   
皇家灾害公司(Royal Indemnity Company)   
双城火灾保险公司(Twin City Fire Insurance Company)   
等等。

这些保险公司签署了附有维利斯表格的意向书，承担了世界贸易中心的风险。但是，各个公司接受投保的经理人员对意向书和表格的许多细节都提出修改意见，看来讨价还价要旷日持久，各方接受的最后保单大有要拖到2002年才能产生之势。维利斯和保险中介们的工作进度低于希尔维斯坦的预期，7月上旬的限期过了，35.5亿没有凑足。希尔维斯坦如坐针毡，三令五申加快进度，并许诺提高保险中介的佣金，允许中介和保险公司谈判时像百年前美国西部牛仔买卖马匹那样临机作更大让步(horse trade),以拉到足够的保险公司来凑足35.5亿。7月中旬过了，还差几千万元。雪上加霜的是，贷款银行坚持对保险公司评估的等级要求：所有参加10层级中第一层的必须是被评为AA级的经营最佳，因而赔偿能力绝无问题的保险公司。提姆伯依德在电子邮件中形容自己是“被枪指着脑袋”，(we are really under the gun),慌不择路，找到了总部在康乃迪格州哈特福德市的旅行者灾害公司 (Traveler’s Indemnity Company)。该公司实力声誉俱佳，是AA级保险公司，但它坚持必须在合同中使用自己的旅行者表格 (traveler’sform)代替其他保险公司已经接受的维利斯表格。为了凑足35.5亿，伯依德除迁就旅行者别无选择。以旅行者表格替换维利斯表格无疑是保险交易中的重要事件，代表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的维利斯和所有保险中介，应该正式通知已经在含维利斯表格的意向书签字的所有保险公司并将旅行者表格提供他们审阅，然后询问他们是否接受旅行者表格。可是，维利斯和其他中介没有这样作。他们唯一关心的是拉到足够的合乎贷款银行要求的保险公司签署意向书，这样就凑够了35.5亿，那么贷款银行就可以贷款，希尔维斯坦就可以从政府港务局拿到世界贸易中心的租约，他们自己的佣金也就到手。至于保单最终版本用什么表格，他们自己也还没决定，而且并不在乎，觉得可以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慢慢商量。他们不知道埃尔凯达组织的劫机撞楼准备已进入最后阶段，几星期后世界贸易中心就要彻底毁灭。后来法庭上对他们2001年7，8月份每个工作日每小时每分钟的审视，发现他们的专业水准和职业道德都大可商榷。对一些保险公司，他们只在电话中轻描淡写地提到表格可能要换，对另一些保险公司，他们根本未提供旅行者表格，他们也没有追踪询问对方是否接受旅行者表格。用电子邮件发给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风险经理斯揣肯的30几份附加文件，由于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的电脑网络无力接受这麽多信息而丢失，维利斯的发信人也不追踪落实，就此不了了之。纽约的大地产公司办公电脑网络能力如此低下，和维利斯办事人员的玩忽职守一样令人匪夷所思。保险行业规定电话谈判后需写谈判简记以电子邮件传给对方认可，以形成文字记录。提姆伯依德有关旅行者表格和保险公司的电话交谈，竟然多数没有文字记录，理由是“没有时间”。不少其他中介和保险公司经理对电话谈判的文字记录也颇疏忽。但与此同时，提姆伯依德却有时间和维利斯及其他中介的有关人员研究怎样提高自己从保险公司收到的保费中提取的佣金。难怪媒体评论说，因电脑和网络之便，各行各业的管理与交易都比从前更严谨和高效率，唯独保险业似乎还是那套羊皮纸和鹅毛笔时代的做法。  

20 几个保险公司中，只有一两个公司在谈判合同时想到了1993年的恐怖攻击，但也没认真考虑。汽车炸弹在1993年没能炸倒双塔的事实，反而加强了恐怖组织无法进一步为害世界贸易中心的错觉。政府港务局提供给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的世界贸易中心安全检查报告，在预测可能发生的最大损失 (probable maximum loss简称PML)时说：   
“1993 年恐怖分子以炸弹攻击世界贸易中心，造成可预测的最大财产损失。1号塔关闭6周，2号塔关闭4周。…….虽然爆炸如此强烈，对建筑结构造成的破坏却微不足道。损害只限于地下停车场水泥地面需换新，水泥震裂爆露出加固用钢筋需要修理，和非承重墙壁需要重修。”报告还说“……1993年爆炸后，世界贸易中心保安措施大幅度加强”，详细列举新增警卫手段和监视系统，暗示来自地面的恐怖攻击不再可能。报告的确专为飞机撞楼写了一段，说“这种设想有其可能，但是极难发生。”“1946年，一架军用飞机撞了纽约市帝国大厦。从那以后这个地区对飞机的管制有了根本改变。如果这种极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发生，结果会怎样呢？双塔的结构设计师公开说过他们相信双塔能经得住大型现代化飞机的冲击力。设计师认为，如发生飞机冲撞双塔，飞机燃油会一直洒到小区地面，造成建筑物表面燃烧损坏。需要纽约市消防局来灭火。建筑物表面换新费用估计是整个建筑物损失费用的35%，即大约4亿2千万元，这样的损坏导致一年租金损失约1亿5千万元，两项合计不到6亿元。”事实证明这个估计过于乐观了。有关人员中没有一个想到双塔全都垮掉的可能，只有斯揣肯在工作笔记中写下，整个世界贸易中心如重建将耗资近100亿元，35.5亿元的最高赔偿额看来还是低了。可是为这35.5亿元，每年希尔维斯坦要付的保费(premium)已达465万元，不愿多付保费的本能压倒了周密的商业考虑，没有人出来坚持作最坏的准备，每个人只想着凑足35.5亿元就万事大吉了。到7月下旬，金额终于凑满，所有保险公司签了意向书，银行提供了贷款，希尔维斯坦如愿租得了世界贸易中心。提姆伯依德和所有负责给希尔维斯坦拉保险的人松了一口气，剩下的细节争议和决定用哪个表格，可以从容讨论，这样大的项目再多拖几个月才最终定下保单的不乏先例。维利斯表格篇幅37页，旅行者表格篇幅80页，保险公司经理人员应该对全文字斟句酌再决定接受哪个表作最终保单内容，并注明自己要求的修改条目。可是许多有关经理人员因为休假在即，已经心旌摇摇，再重要的项目也要等到9月再说了。两份表格有一个不起眼的区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按保险业惯例，意向书中的35.5亿元是每次灾害的最高赔偿额。如果发生两次灾害，保险公司应付的赔偿就是 35.5亿元的两倍。怎样定义“一次灾害”(occurrence)就成了关键。维利斯表有对“一次灾害”的定义：“一次灾害”是由一种原因或一系列类似原因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所有损失和损坏。不论这些损失在多长时间内和多大区域中发生，将所有损失累计得到的损失总和算作一次灾害。而旅行者表格却没对“一次灾害”作定义。  

大西洋两岸参与世界贸易中心保险的高级管理人员们，过了一个和平，宁静和安逸的8月。大批人按惯例度假去了，在避暑胜地嬉戏于沙滩和海水之间。他们在7月里向35.5亿冲刺时的草率和匆忙已经拆了大烂污，正等待时机找他们的麻烦。  

9 月初，世界保险业经理们在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召开年度行业例会。该城是美国乡村音乐中心兼休闲旅游景点。许多保险业高层人员刚结束暑期休假，就赶来这里，因为参加会议能在专业讨论和聚餐酒会时认识更多同业，而人际关系是保险业成功的要素。提姆伯依德及维利斯公司其他经理，和参与世界贸易中心保险各方的许多人物又都在这里见面。大家听听讲座，与生意伙伴品酒闲谈，轻松愉快地到了9月11日。早9点左右，正当这些人按照习惯的生活节奏从下榻旅馆的房间和餐厅前往会场时，所有电视和广播中断正常节目播出了美利坚航空公司班机在8点46分撞入世界贸易中心北塔的消息，惊愕的人群围在电视机旁度过了以后的几个小时。9点3分联合航空公司班机又撞入南塔。看着电视画面上双塔喷出的浓烟大火，提姆伯依德和其他维利斯人员除了为没有想到的事终于发生而震惊以外，马上开始盘算撞击部位以上各层综合损失多少，35.5亿元够不够重建。接着就发生了更意想不到的事：10点5分，南塔倒塌，10点28分，北塔也倒塌了。看到双塔先后夷为平地，他们知道损失已经超过了35.5亿元的最高赔偿额。但职业敏感使他们马上意识到，双塔受袭间隔17分钟，倒塌间隔23分钟，应该算一次灾害还是两次灾害，保险公司应该付给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和政府港务局一个35.5亿元还是两个35.5亿元，取决于保单表格中对“一次灾害”的定义。按照维利斯表格的定义双塔倒塌确切无疑是一次灾害，而旅行者表格却对“一次灾害”未作定义。

与此同时，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和各个保险公司也想到了同样的问题。希尔维斯坦当然中意旅行者表格，以便争取两个35.5亿元；保险公司则要力争维利斯表格，以便只赔一个35.5亿元。按照维利斯和各保险公司一厢情愿的时间表，世界贸易中心保单还要几个月才能形成各方同意的最后版本，所以灾害发生时两份表格的取舍在很大程度上还悬而未决。解决这种争执，只有对簿公堂。预见到旷日持久的诉讼，维利斯在纳什维尔的高层人员在北塔倒塌之后仅17分钟成立了世界贸易中心案处理小组，小组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对外界询问哪一份表格有效的问题一律不回答。在纽约的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和散处美国和欧洲的20几个保险公司当然循相同思路，各自延聘律师，准备诉诸法律。  

几星期后，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庭就接到了有关各方的诉状，几起诉讼宣布立案。瑞士再保险公司在10层赔偿额中每层都承担了该层总金额的22%，是保险公司中的“大户”。前述13个保险公司由它牵头，状告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政府港务局和西地公司，要求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和政府港务局等承认911时生效的保单条款由维利斯表格决定。如果瑞士再保险公司胜诉，维利斯表格有效，被保人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和政府港务局只能得到一个35.5亿元。如果瑞士败诉，维利斯表格就无效，要由第2个案子决定旅行者表格是否有效。如果第2个案子判决旅行者表格有效，还要由第3个案子决定按旅行者表格911世界贸易中心被毁算几次灾害，最终决定保险公司应付给希尔维斯坦和政府港务局多少钱。瑞士保险公司的律师是白瑞奥斯特瑞格(Barry Ostrager),希尔维斯坦和政府港务局的律师是赫伯特瓦克泰尔(Herbert Wachtell)。  


1993 年世界贸易中心受到第一次攻击时，我在开车接太太从医院回家途中听到电台中断正常节目报道此事，因我家离现场尚有20英里，没有感到切身威胁。2001年 9月11日，我和太太不在纽约，却感到了切身威胁。因为我女儿1998年前后一度在世界贸易中心上班，我女婿上班的办公室事发时还在世界贸易中心。虽然我们知道女儿女婿已于前两天休假去了南方，还是捏了一把汗。回到纽约家中之后，发现电话答录机上满是亲友询问平安的留言，需要一一予以答复。我因为忙于谋生，拖到2002年才造访全球瞩目的世界贸易中心现场。从各种新闻媒体中已经看了无数遍现场照片，等到身临其境时，仍然感到一种莫名的肃穆。现场旁边历劫而不倒的楼上悬挂着巨幅标语：“人的勇气之高下，不在于他做事是否惊天动地，而在于他心胸是否宽阔包容。”政府港务局具名的告示牌感谢每个参观者为911 牺牲者的祈祷。环顾四周，我忽然感到自己对纽约的归属感比过去觉察到的要强。我在这里尝过新移民都要经历的辛酸苦辣，确有一些不愉快的记忆。但是是这个城市20年来给了我安身立命的机会。我虽一介平民，在这个城市遇袭受伤的时候，到现场致意是至少应该做的。  

这个现场也是所有政客的舞台。总统布什，纽约州长伯德基，纽约市长布伦伯格（Bloomberg）都到此亮相，昭告天下美国和纽约不会向恐怖低头。州长市长对世界贸易中心原址的重建计划重视有加，因为这个举世瞩目的建筑在自己手中按时开工，按时落成将大有助于自己连任现职和问鼎更高官位。纽约市政府成立“曼哈顿下城发展局”，总揽重建事宜。911以后全世界发达国家都认识到了摩天高楼的缺点和隐患，而纽约仍然要在世界贸易中心原址重建高楼，应该说是和恐怖组织一别苗头的政治动机压倒了务实的经济考虑。租约规定世界贸易中心损坏时，希尔维斯坦负责出资重建，否则即属违约，政府港务局作为房东可以取消他的租客身份，另寻重建合伙人。重建耗资近百亿，希尔维斯坦指望从保险公司得到两个35.5亿，再加上联邦政府的若干亿资助，就可凑够。州和市政府当局算政治账，希尔维斯坦的私营公司算经济账，都需要在法庭上打败保险公司，拿到第2个35.5亿。

[ 本帖最后由 饮水思源 于 2008-2-19 10:56 编辑 ]

1990 年代，我曾被征召做陪审员，接触的是偷车，非法持枪和毒品之类小案，三，五天即可结案。2003年8月，我又接到位于曼哈顿下城的纽约州南区联邦法庭征召通知。我考虑经济不振，失业率高，不敢在这时离职过久开罪雇主，回信要求延期。法律规定延期最长6个月，果然2004年2月我再次接到通知去珍珠街500 号联邦法院报到，无法再延。我的老板当然不快，嘱我尽量争取落选。纽约联邦法院的几座大楼，与曼哈顿下城的唐人街紧邻。位于珍珠街500号的一座最新，约 10年前建成，26层，用已故纽约参议员丹尼尔帕特立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inihan)命名。记得那时政府围剿黑手党正酣，频频起诉，法庭不敷应用，另建新楼。承包商竟然有黑手党背景，媒体曾用“政府让黑手党建法院审黑手党”的标题揶揄当局。31名联邦法官在这楼里审理纽约州南区的案件，各有自己的法庭。首席法官(Chief Judge)是麦克缪卡西(Michael Mukasey)。我们180余候选人被带进一间法庭，由缪卡西法官简介案情:瑞士再保险公司等保险公司为保单表格事告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和政府港务局，属于民事案件，需要12名陪审员。法官助理随机点了 36人到前排坐下，有我在内。然后法官宣读了几十个普遍性问题：有无犯罪记录，从事的工作能否短期离开，家中有无病人须照料，本人视力听力正常否…，然后是专门针对本案的问题：如果候选人从业于地产和保险，或者职业与司法有关，例如律师，即不能选用。因为陪审员需要对本案涉及的专业完全外行，以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36人中不断有人提出自己有某个问题涉及的情况，经法官主持双方律师讨论同意后获准离开,由法官助理点其他人补进。由于裁决最后由陪审团作出，双方都想把容易接受自己观点的人选入陪审团，所谓“陪审咨询”(jury consultant)竟成了收入不菲的职业。这种职业是在挑选陪审员过程中对候选人察言观色，建议律师接受或拒绝此人。希尔维斯坦的律师瓦克泰尔就雇用了一位颇有声望的“陪审咨询”女士，她曾受雇于最近的知名案件，如纽约千万富翁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d)股票违规案和加州斯科特皮特森(Scott Peterson)杀妻案。这种“相面”没有科学根据，她帮瓦克泰尔选择的陪审团就拒绝了瓦克泰尔的大部分观点。两个小时过去，只剩24人坐在前排。我仍然没有理由求去，又不想编造理由，觉得自己大约逃不掉了。这时法官让每人报自己姓名，在现地址已居住几年，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就业情况，业余爱好等等。候选人对冗长的程序颇感疲倦，法官诙谐一下给大家提神。一个候选人回答说家庭成员只有一只猫，法官替她回答下一个问题说“那这个家庭成员是待业在家的吧”，全场莞尔。法官把丑话留到最后，这时宣布此案可能需时8周，这样长时间不上班，对打工族困难很大，20人立即举手求去，我也在内。法官胸有成竹地摆出一番道理：“如果你自己是诉讼的一方，你的生命，自由或者大笔金钱等着由陪审团发落，你难道不希望陪审团花足够的时间听取你的每一条证据吗？我们的制度就是要保证诉讼双方的这种权利。你们来陪审雇主不发工资，法院只补助你们40元一天，是你们工资的几分之一，这对你们是损失和不便，但不算困难。许多人为了保卫我们的制度忍受的困难，做出的牺牲，远大于在陪审席上坐8个星期。你如果仍然不愿意，上前来和我单独谈谈。”我想到两条理由，上前作最后一搏。第一条：“我在报纸上读过有关新闻，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法官答：“此案见报多次，每个人都读过，只要你愿意从头听取双方证词就行。”第二条：“我的雇主给当陪审的雇员发前两周工资，然后就停薪了，陪审时间过长我怕饭碗不保。”法官直视着我说：“如果雇员因为当陪审而被解雇，是雇主的犯罪。我会用我儿女的血给他写信要他收回成命。问题是你如果一个月没有雇主的工资能不能克服？”我盘算雇主给我前两周工资，法官要我自己克服四周，大约是法官估计案子需时六周，加两周以备万一，所以最长不会超过8周。在这个社会享受了权利就应该尽义务，法官的心理攻势触动了在世界贸易中心现场感到的那种归属感，我于是就范。雇主对此当然不快，公司的行政副总裁后来说“你作为雇员的责任就是设法逃掉陪审的差事”。此案实际耗时12周之久，我猜法官当时只说8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如果说12周一定吓退更多的打工族候选人。历时3小时的挑选结束，12个陪审员按性别分是7男5女，按美国现行族裔划分是7个白人，3个非裔，1个西裔，1个亚裔。按编号从1到12为:  
1号琳达，非裔，图书馆员   
2号卡罗琳，非裔，医院职员   
3号约翰，白人，退休金融分析师   
4号麦克，白人，酒吧东主   
5号朱丽亚，白人，纽约时报摄影项目制作人   
6号弗朗西斯科，，西裔，原籍古巴，1960年代经西班牙移民美国，退休中学教师   
7号汉克，白人，邮局资深职工兼邮局工会干部   
8号玛丽，白人，美林财务公司(Merrill Lynch)程序分析师   
9号我，亚裔，电子工程师，1983年来美   
10号诺里斯，白人，高档家具代理商   
11号罗伯特，白人，小印刷公司经理   
12号塔尼亚，非裔，信息工程师  
6号弗朗西斯科和9号我是移民。
    2月9日审判在21层楼的21B法庭开始。缪卡西法官的办事员弗郎奇施瓦兹(Franci Schwartz)女士负责照料陪审员。她年逾50，癌症在身，长期化疗后严重脱发，弱不禁风，但敬业尽职。法庭休庭时解答陪审员有关司法制度的问题，讲述有趣的案例和轶事，开阔大家眼界。她青年时代追随民主党，70年代曾为民主党人马斯基（Ed Musky）竞选总统效力。她现在的上司缪卡西法官是共和党，两人共事愉快。对于恐怖分子案件的被告，她超越职责的要求与之交往，用她的话说是“领养”(adopt)几个恐怖分子。几年前缪卡西审判的一个来美搞爆炸的阿拉伯恐怖组织成员，是一个西班牙年轻人。他既非阿拉伯裔，又无反美政治理念，只是自幼着迷玩爆炸，愿意参加任何搞爆炸的组织。因为西班牙本国反政府组织的主要手段已经不再是爆炸，他只好到国外寻找同好，终于入伙阿拉伯恐怖组织来美活动。美国警员逮捕他以后送他个有趣的外号“西班牙的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常见阿拉伯名字，西班牙人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施瓦兹和他来往颇多，还给了他自己住处电话。他被判监禁之后在科罗拉多州大山里的联邦重犯监狱服刑，感到孤独时想和人聊天抬杠，就给施瓦兹打电话，争论自己是否获得了公平审判。  
    联邦法官由总统提名，国会批准之后任职。缪卡西法官是共和党总统里根提名的。法官为终身制，不必为自己的饭碗而看所在州，市政府和选民的脸色行事，有利于保证司法相对独立。对法官的监督，由联邦调查局等机构负责。最近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一位法官办理离婚案时索贿受贿，被联邦调查局安排一方律师在和他谈交易时录音取证，从法官沦为被告。虽然总统提名联邦法官候选人时不要求他们有律师执照，联邦法官多数有法学学位和律师从业资历。缪卡西从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和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现在每周仍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一堂“审判实践”课。联邦法官年薪十万，比名牌律师事务所新手起薪十多万，几年后就二三十万当然不如，但律师转任法官仍不乏人，因为法官的权利和判决影响世道人心，比金钱能带来更大的成就感。陪审员每天进出大门，常遇到一个由狗领路的盲人，警卫们称他“法官阁下” (your honor)。询之以施瓦兹，果然是31个联邦分区法官之一。法院配给他几名额外助手，为他读法庭上作为证据出示的文件，为他照料带路狗等等。显然他判案比其他法官成本要高，效率要低，为照顾残疾人如此浪费纳税人金钱，应属过分。  
    陪审制度是在法庭所在地区人口中随机选出与诉讼双方毫无瓜葛的平民，让他们以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词为唯一依据，用自己的常识做出判断。法官在第一天开宗明义，说陪审员虽然不懂保险业务，但可以从律师和证人问答中学到，然后“用在自己家里调解家庭成员纠纷的常识来裁决”。陪审员应该不受证词以外任何其他信息影响：包括双方律师庭上发言，媒体报道评论和亲友同事的倾向等等。律师在庭上只许对证人提问题，不许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有违反，法官随时可以打断甚至停止他提问。精明的律师会以提问的方式，措辞和协助提问的图表文件展示来影响证人和陪审员，这时法官经常提醒陪审员：“你们听收音机时有节目和噪音，你们要的是节目不是噪音，法庭上你们要的节目是证人的证词，律师所说的一律作噪音对待。”法庭建筑和审判程序也注意了陪审员和外界隔离。陪审员休息室有男女厕所，有专用门通法庭，每次开庭全体有关人员就座以后陪审员最后进场，休庭时陪审员最先离场，以避免与其他人员接触。审判进行中律师要求与法官沟通，如法官同意，则在法官席远离陪审员一侧小声进行。陪审休息室还有白噪音(white noise)产生器，使陪审员在休息室内时听不清法庭内的讨论。

法庭内除法官席，证人席和陪审席之外，是4排律师席，每排8个座位，4排听众席，每排约坐13人。案子逢高潮时，听众席一座难求，常有数十人站在后排和两侧走道上。法官左侧任何时刻都坐着一个便衣的法庭警卫，以在必要时保护法官安全。厅内有一大一小两个银幕，律师可以从自己座位用电脑把要展示的图片文件经电缆送到投影机，为厅内全体人员放映到这两个屏幕上。一个法庭报告员(court reporter)把法庭对话逐字打字速记，任何时刻法官和律师需要重读刚才对话内容，都可以从自己面前的小显示屏上看到。  
   
案子焦点是在911当天事发时各个保险公司是否是按维利斯表格承保的。因为最后合同尚未产生，代表各个公司态度的证据，只能从该保险公司和维利斯以及其他保险中介的来往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内容中去找，就是所谓的“文件痕迹”(paper trail)。由于美国商业诉讼涉及文件数量剧增，提供法庭文件印刷服务成为几个公司的生财之道，例如皮特尼伯斯公司(Pitney Bowes)本来是提供中小企业用的邮票机的老字号，现在也进入文件服务领域淘金。11 号罗伯特是印刷从业员，他介绍了法庭文件是这样产生的：双方一经立案，律师即雇用皮特尼伯斯这类公司，持法院传票到有关公司办公室，在各方监视下收缴有关人员档案柜中的纸张文件，工作笔记和计算机硬盘中的所有电子文件。这个程序能够有效的前提当然是全社会对于商业文件记录不能涂改销毁的共识。千万富翁玛莎斯图尔特为掩盖股票交易违规而对硬盘上的电子邮件做手脚，结果招来比股票交易违规更严重的妨碍司法罪名。所有收缴到的文件都标号分类，制成可投影放映的电子版。然后再印成纸张文件。对每个被传讯的证人，律师事务所都提供一套与此人有关的纸张文件汇集，每份文件不论是一页还是数百页，都有扉页，装入带标题的大活页夹，一个活页夹就像一本印刷精致，装祯讲究的大书。像提姆伯依德这样的重要证人，双方律师花了十几天盘问他，他在2001年中所有与世界贸易中心保险案有关的来往文件上万页，分装在多个厚度逾半尺的活页夹中，每个活页夹容纳近千页，重几公斤，翻看十分费力。因为法官，证人，双方30几个律师和12个陪审员需要人手一套，每套文件汇集需印50到60份。出庭证人40几个，法庭内活页夹堆积如山，通道为之堵塞。罗伯特估计所有纸张文件耗资至少25万元，开玩笑说他的印刷公司如能揽到一次这样的活计，他挣的钱就够退休了。  

纽约州南区联邦法庭辖纽约市和市郊的威切斯特（Westchester County）等县，12个陪审员中7人住在纽约市，乘地铁约一小时可到法庭，5人住在远郊县，乘火车再换地铁要2小时以上。在早晚高峰期间挤地铁颇为辛苦，3月中西班牙马德里火车在通勤高峰期爆炸之后，纽约有些公司开始避免高峰时间上下班，拥挤才有缓解。美国的大地产商，常因拆迁和平民冲突，对簿公堂。此案进行期间，纽约布鲁克林区一大地产开发商要拆民房盖体育馆，以便把邻州纽泽西的职业篮球队网队(The Nets)买到布鲁克林落户。他说服区市两级官员由政府出面征地，以便依法少给拆迁户补偿。拆迁户以示威和诉讼激烈抵抗，迫地产商和政府收回成命，另行规划。平民和打工族认为地产商多数为富不仁，并非偶然。对于保险公司的唯利是图，平民和打工族也啧有烦言。陪审员身为平民打工族，对本案双方都没好感。现在双方拆下烂污，自己无法解决，要陪审员牺牲自己的工资来当裁判，陪审员们难免在休息室里发牢骚：“你们拿着高薪不干事，倒要我们来收拾你们的烂摊子。”但是一坐到法庭陪审席上，每人仍然兢兢业业地听证词，记笔记，翻检沉重的活页夹查找相关文件。只有古巴裔的弗朗西斯科表现另类，除了一两星期不换衬衫之外，从不记笔记，身边摞到2尺高的活页文件夹从来不碰，还时时仰头在皮椅靠背上闭目养神，一付“你们富人的烂污与我穷人何干”的样子。法官和施瓦兹并不以为忤，我则担心他最后讨论裁决时无话可说，有失面子。后来才知道，他虽不动手不睁眼，耳朵和脑子效率却很高，最后讨论裁决时他对主要案情无一遗漏，而且作出几处有说服力的分析。  

陪审几星期之后，大家对轮流出场的十几个律师的水平高下有了公论。希尔维斯坦和政府港务局方面的领衔律师瓦克泰尔，年72，衣着考究，油头粉面，是纽约市著名“讼棍”。只是宝刀已老，时有口误，当年锐气不再。有一次他不服法官制止他发问，情急之下脱口说出只有法官有资格说的“驳回！” (over ruled!),贻笑全场。保险公司方面代表瑞士再保险的律师奥斯特维格，56岁，正当壮年，在大企业商业诉讼中颇有名气，但他的毛病是有意无意地重复已经问过的问题，昨天证人已经回答过的事，今天他换个措辞又向证人提出。陪审员希望尽快结案，对他浪费时间一致反感。幸亏缪卡西法官记忆力强，反应敏捷，经常截断他说“这问题已经问过，进行下一个！”代表洛伊德等伦敦保险公司的律师是大卫伯依斯(David Boies)。2000年民主党戈尔和共和党布什争夺白宫，为佛罗里达州投票结果发生争执，入廪联邦最高法院。民主党雇用的律师就是大卫伯依斯。他质询证人时口齿清楚，逻辑严密，措辞精确；引用文件证据的关键段落字句时，分析名词的单复数，动词的人称和时态鞭辟入里，令人印象深刻。一次，证人提姆伯依德对自己电子邮件中的不实之词，只承认是说法“不完全准确”（not entirely accurate）而非“根本上是假的”(flatly untrue),大卫伯依斯用四，五个问题把他一步步*到墙角，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说法确实“根本上是假的”。陪审员一致认为大卫伯依斯的水平最高。律师在揭露证人说假话时，一般做到让陪审员能看出证人是不诚实的就为止，不再穷追猛打，表现了理性和克制。

市场经济中每个公司的第一要务是赚钱，以取悦股票持有者，社会责任和对人的关怀则常常敬陪末座，所以此案证人的证词也时时发出铜臭。911以后希尔维斯坦和政府港务局决定力争旅行者表格，维利斯受雇于他们，只能配合。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的风险经理斯揣肯是老实人，外界在911以后来索取世界贸易中心保险表格时，他如实提供了手头的维利斯表格，随后被从决策层隔离出去。维利斯一位经理芬哈维(Fen Harvey)作证时，保险公司律师问“因为你的客户想要用旅行者表格来多得到一份35.5亿元，所以你就帮他这样去做吗？”他如实答道：“我们收客户的钱，当然帮客户办事，只要不犯法就成。你们律师不也一样吗？”令全场哄笑。911现场伤亡惨重，维利斯的若干雇员也生死未卜，保险公司律师问维利斯副总裁提姆伯依德，在9月12日他最关注的是什麽，他竟然说是如何运走废墟垃圾。陪审员休息时对此缺乏人性的回答咸表吃惊。8号玛丽亚却说，大公司头头就是这样的，脑子里只有钱和生意。不管发生多大灾难，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稳住客户，对外作出公司业务照常的样子，美林财务公司的一个办公楼与911现场相邻，楼内自动输入客户订单的计算机系统事发后失效，虽然公司多名职工伤亡，雇员生死的准确情况尚待查清，但是管理层首先做的是从别的办公室调人去那里，用手工*作输入客户订单，她就在9月12号被派了去干了好几天手工* 作，每次抬头喘息就看到窗外的废墟还在冒烟。所以市场经济如果离开法制与民主，势必完全为金钱所统治，弱势人群，例如打工族和穷人，就将无地立锥。  

希尔维斯坦本人也出庭作证。他72岁，自述在公立学校受教育，暗示自己是平民出身，靠自己奋斗爬到今天的地位。自2月9日开庭以来，他是听众席上常客，3月中以后却不见踪影，原来是被法官禁止旁听。法官为防止两造利用媒体影响陪审员，在第一天就明令双方不得在公众场合就本案发言，但是州市政府急切希望希尔维斯坦和政府港务局胜诉，于3月15日在世界贸易中心现场附近召开有关重建的新闻发布大会，向保险公司一方施压。会场高悬巨幅国旗，两级政府重要官员和州市工会负责人到场助威，希尔维斯坦上台发言，声明自己如约缴纳保费，谴责保险公司违约，重申“为国家荣誉”而重建的意向，以打“爱国牌”争取自己的第二个 35.5亿元。证诸与会政府官员的身份，共和党州长伯德基的幕后支持不言自明。可是，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法官缪卡西在会议次日即严厉申斥希尔维斯坦与会发言是挑战法庭禁令，试图影响司法程序，宣布将于一周内决定如何发落这种藐视法庭的行为。保险公司方面趁机建议罚款一百万元，法官考虑重罚也可能影响陪审员的中立看法，决定以禁止他再来旁听为惩处。  

诉讼双方为争35.5亿元不惜工本，除了几十万元的文件印刷和著名律师的收费之外，传唤证人也开销庞大。此案共有40多名证人出庭，来自美国，欧洲和澳洲各主要城市及百慕大等地。来自巴黎和慕尼黑的证人不知是不谙英语还是民族自尊心强，，出庭时要翻译陪同。在两年半的准备时间里，有关律师要飞往每个证人所在地与证人讨论案情，以录音录像方式取得证言，再转成书面文件。重要证人提姆伯依德的取证费时数月之久。开庭之后，律师要安排证人从各地飞来纽约待命出庭，负责证人的交通食宿。以上诸项，当然最终都出自委托人的腰包。  

自2001年立案起，希尔维斯坦每月付给瓦克泰尔律师事务所400万元，到此案开庭时，已付1亿元，估计3个官司全打完时，瓦克泰尔进账将达2亿元。希尔维斯坦花2亿元打官司去争那完全没有把握的35.5亿元，很可能最后只肥了律师，还是争不到重建需要的第二个35.5亿元。许多人质疑他的决定，认为这2亿元直接用于重建更为适当。美国人嗜讼造就了巨富律师阶层，这也可算一例。　  

由于缪卡西法官是纽约南区联邦法庭31个法官中的首席法官，同时主持几个案子，而且除审判以外还有许多行政责任。911保险案常因法官需要提前离去而浪费一二小时。首都华盛顿的女记者苏珊林道尔(Susan Lindauer)涉嫌向伊拉克提供情报，以间谍罪起诉。因为华盛顿认识她的人极多，在当地恐难产生公正的陪审员，她被转来纽约由缪卡西法官接手。提审她那天，我们被关在休息室内，白白浪费半天。此类事屡屡发生，令我不快。3月底，审判进入第8周，还远没收尾的样子。施瓦兹来宣布，4月5日开始的一周有复活节，有家小的律师要求放假，例如瓦克泰尔就需要带学龄前女儿去迪斯尼儿童乐园。有的陪审员问“72 岁的瓦克泰尔有学龄前女儿？”，施瓦兹挤挤眼说“二婚生的”。大家嬉笑起来，只有我火了，打工族为了案子放弃工资，为什麽这些大牌律师不能放弃带家人游迪斯尼？我当即发言说，你的幽默我不觉得有趣，我希望抓紧时间结束案子，反对全周放假。结果法官放弃了全周休庭的计划。  
   
4 月14日，全部证人终于作证完毕。双方律师用两天时间一一面向陪审席作结束发言，重复一遍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然后陪审团开始讨论，决定每个保险公司的承保条件是否由维利斯表格决定。历时10周的陪审，就是为了对每个公司说“是“或“不是“，但是要求全体陪审员对每个“是”与“不是”都一致同意则不容易。我曾暗自希望能在2-3天内解决，结果竟然拖了2周。前10周看过的文件的重要部分，重新装订成5个大活页夹，每个含500多页。讨论中每人都看笔记，翻文件，坚持己见直到到自己的最后一条论据被驳倒。几天后我觉得大家太过认真了，弗朗西斯科甚至半开玩笑地建议“咱们也像牛仔买卖马匹那样交易一下，你在这个公司的裁决上接受我的意见，我在那个公司的裁决上接受你的意见，赶快取得一致裁决，咱们就都早点回家。”他此言一出，即遭除我以外所有人的批评，其严肃诚恳出我意料。陪审员们过去素不相识，今后也不会再共事，因为弗朗西斯科几句戏言，没有法官或任何权威人士在场组织，他们自发地开“生活会”予以帮助，不能不说是人口素质和公民意识的表现。美国的民主和法制教育从幼儿园开始，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了条件反射，而弗朗西斯科在古巴和我在中国都缺了这一课。我俩自知理屈，安下心来继续参加讨论。由于12号塔尼亚经常与全体持相反意见，弗朗西斯科按耐不住又和她吵了起来，再次被其他人批评帮助，晓以多数与少数在民主程序中的关系。弗朗西斯科对我耳语：“民主太费时间，还是把毛（泽东）请来，一句话就定了。”我说“卡斯特罗也行”。他说“还是毛好，卡斯特罗先花一天给你作大报告，然后再办正事。”到4月29日星期五，大家终于就瑞士再保险以外的所有公司达成了一致，而对瑞士再保险是一半对一半。大家决定要求法官接受我们的“部分裁决”，而将瑞士再保险归入下一个案子，由下一批陪审员去决定。  

法官向律师们宣布了部分裁决，休庭10分钟后又开庭，对全体陪审员说：“此案准备时间两年半，双方投入的金钱时间人力极大，审判此案又用了12星期，如果你们不能做出一致裁决，功亏一篑，问题要留给下一批陪审员。很难想象律师能再花这样大的力气重来一遍，也很难再找一批像你们这样尽职努力的陪审员，所以我决定你们继续讨论到达成一致裁决为止。”眼看脱身不得，我们在周末各自仔细考虑瑞士再保险的案情，写了发言提纲。5月3日星期一，大家重新开始，反复讨论，对不清楚的概念要求法官澄清，从早9点到下午2点，意见渐趋一致。只有4号麦克由于对一个概念的解释不确定而坚持不同意大家的意见。大家于是请法官再次解释。下午3点，法官的书面解释传来，疑点澄清，麦克幡然同意了大家的意见。大家欢呼庆祝完成任务。虽然多数陪审员都不喜欢代表瑞士再保险的奥斯特瑞格律师，瑞士再保险的案情较其他保险公司也更复杂，但大家慎重讨论6天以后，仍然选择了奥斯特瑞格的观点：瑞士再保险的表格也是维利斯表格。法官立即开庭，宣读裁决以后逐个点每个陪审员的名，问是否同意这个裁决，每人都回答“是的”。法官宣布此案结束，并发表了10分钟情文并茂的结束语：这是一个复杂的案子，选择你们做陪审员代表了纽约州南区人口的各个组成部分。你们做了最大的努力。陪审制度是这个国家体制的神圣的柱石之一，充当陪审对这个国家的服务仅次于拿起武器保卫这个国家。你们的贡献应该得到的感谢远远大于我简单地说声谢谢，所以我就不说了。我祝你们在今后许多年中得到好运。虽然我们知道每个案子结束时都法官都会用到这篇演讲，但在付出3个月时间精力之后听到这番话还是感到了欣慰。  

主要媒体迅速报道了此案的裁决，由于承担大部分赔偿额的几个主要保险公司胜诉，希尔维斯坦和政府港务局已经不可能得到第二份35.5亿元。媒体评论说世界贸易中心重建由于资金不继，可能不得不收缩规模或推迟时间。州长伯德基和市政府主持重建官员发表声明，希尔维斯坦对记者谈话，都对裁决表示失望，但重申要按计划实施重建。但随后传出报道说，政府作为房东约见希尔维斯坦，指出他如果没钱履约就得靠边站。

我在3个月中近距离观察了这个司法制度的运作。我觉得这种制度设计得有利于司法独立，从而使司法得到政府和公众的尊重。裁决只依据当庭出示的证据，其他因素如执政党的意愿，各级政府官员的好恶，媒体的评论和民众的各种倾向均不考虑。2003年以来，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关系由于攻打伊拉克而恶化到60年来最低点，布什当局把分歧扩大到经济领域：不出兵助美的欧洲国家不能分食重建伊拉克的经济大饼，美国和欧洲公众之间的抵触情绪也颇高涨。我所在公司的同事就向我表示同情希尔维斯坦，惋惜世界贸易中心重建遇到困难。正是在这个时刻，欧洲保险公司领衔向美国联邦法庭状告美国地产商和美国地方政府，而且在大部分问题上胜诉。无论政潮汹涌还是民情激荡，其影响只到法院门外为止。美国联邦法院对此案的裁决的确给美国地产商和美国地方政府造成几十亿元损失，但由此向公众，包括欧洲公众，昭示了司法独立，这是几十亿元买不到的。  

但是，这个司法制度并不完美，除了具体*作中的一些形式和程序过于昂贵之外，还有陪审员本身带来的问题。由于陪审员是随机选出，人口平均素质较高才能保证陪审员素质较高和裁决不太离谱。例如所谓“世纪大案”的黑人体育明星辛普森杀人案，面对控方比辩方有力得多的证据，黑人占多数的陪审团不为所动，坚持判决无罪，令司法制度蒙羞，造成全国种族关系倒退。控方白人检察官玛莎克拉克(Marcia Clark)和黑人付检察官克里斯托佛达登 (Christopher Darden)以辞职表示对种族成见干扰陪审制度的失望。十年之后，当时的洛杉矶市检察官在国家公共无线电台(NPR,即 National Public Radio)节目中透露，他曾就无罪判决询问路经洛杉矶的前总统卡特，答复竟然是，现在是白人向黑人还债的时候 (pay back time)，因为两百年以来许多无罪的黑人被白人法庭判决有罪而受到监禁和死刑；既然这些（黑人）陪审员认为辛普森对自己的社区没有威胁，就可以放他一马。所以前总统明知陪审团荒唐，也无可奈何。千万富翁玛莎斯图尔特的案子在邻近珍珠街500号的法院大楼审理，政府作为原告投入巨额人力物力，终于胜诉。宣判之后一位男陪审员代表全体同侪向媒体讲话，自诩做出了最大努力，称赞富翁的有罪判决是公理和小人物的胜利云云。他在媒体上出了风头，旋即有人从电视上认出他有犯罪前科，是在遴选陪审员时隐瞒此事而获选，使判决的权威性打了折扣。因为这种陪审团出问题的情况仍是少数，所以不论案件如何牵动舆情和民心，公众两派观点如何针锋相对，，只要陪审团作出裁决，双方一般均予接受。如果不服，就再次回法庭以上诉解决，而不借助上级政府插手，或诉诸阴谋与暴力，因而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得以维持。  

无论司法程序多麽昂贵，比起人的鲜血和生命还是便宜的。每个社会都有人群之间的争执，解决争执的方式标志了社会的文明程度。这个简单的道理，还有待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去领会。 （佚名）